1931年7月，宋慶齡的母親逝世，胡蘭畦陪同宋慶齡一起回國奔喪。同年10月，宋慶齡通過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和陳翰笙的幫助，送胡蘭畦再度赴德繼續(xù)學習。當時，德國的法西斯勢力猖獗，日本已強占了中國東北三省。為了團結更多的留學生抗日救亡，旅德華僑和留學生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旅德華僑反帝同盟”，胡蘭畦任主席。1932年12月，根據德國共產黨的決定，胡蘭畦在柏林體育館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fā)言，控訴日本侵華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臺，胡蘭畦同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的工作人員費慈·新田合作，印發(fā)傳單，因而被捕被關入女牢。后經宋慶齡和魯迅等人以“民權保障大同盟”的名義營救，3個月后獲釋。出獄后，她寫出回憶錄片段《在德國女牢中》，并陸續(xù)在《世界報》上發(fā)表，文章被譯成俄、英、德、西4種文字，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受到了普遍贊揚，胡蘭畦的名聲傳遍了歐洲，在歐的鄒韜奮、張發(fā)奎、馮友蘭等人，都慕名前來看望胡蘭畦。1934年8月17日，高爾基主持的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邀請她作為中國的作家列席會議。8月26日，高爾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別墅宴請作家代表和外賓。在晚宴上，高爾基把胡蘭畦安排坐在自己右邊的第一個位置，左邊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莫洛托夫。高爾基強烈譴責了蔣介石，說：“讓我們大聲疾呼，譴責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和叛徒的罪惡。”高爾基指著胡蘭畦說：“這是一個真正的人。”1935年3月，胡蘭畦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前往香港從事抗日統戰(zhàn)工作。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去世。作為高爾基生前特別欣賞和喜愛的中國女作家，胡蘭畦被選入高爾基治喪委員會。斯大林主持了高爾基的喪事并為其抬棺，胡蘭畦則被斯大林欽定為高爾基靈柩的執(zhí)紼人之一。在莫斯科工會大廈的圓柱廳，胡蘭畦戴著黑綢紅邊的臂章，為高爾基守靈。葬禮當天，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蘇聯黨政領導人把高爾基的靈柩送到紅場，胡蘭畦和高爾基的兒子、兒媳一起手捧著他的遺物，為高爾基執(zhí)紼。胡蘭畦有幸見證和經歷了這個“最重大的損失”。1936年7月，胡蘭畦回國，去往上海。

       勞動婦女戰(zhàn)地服務團到新余不久，就開展工作。她們除了給軍人洗衣、縫被，還把村里的少年兒童組織起來，成立了兒童團，教大家唱《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進行曲》等抗日歌曲，并做一些簡單的游戲，如丟手帕等。孩子們不會做，不會唱，她們就手把手地教，時間一長，大家也就學會了。后來，唱歌和做游戲成了村里兒童每天的必做活動。在做游戲的基礎上，他們學著演一些簡單的文明戲，如《賣梨膏糖》，激發(fā)了當地百姓的抗日救國熱情。為了向駐村百姓宣傳抗日思想，同時鼓勵老百姓積極支援抗日軍隊，戰(zhàn)地服務團的同志不辭辛勞，經常到駐地慰問，利用墻報進行抗日宣傳“軍民一家，要打敗日本侵略者，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等道理。

       胡蘭畦率服務團在各戰(zhàn)區(qū)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和戰(zhàn)地救護工作。組織隊員們發(fā)動群眾，組成擔架隊、運輸隊，上前線救傷兵、運彈藥，還經常幫一些士兵寫家書，幫助老百姓在前沿陣地搶割水稻。在農忙季節(jié)，她們分別到各村去幫助百姓割禾、種豆，做其他農活，干完活再回到她們的駐地吃飯，有時路太遠，百姓留她們吃飯，她們一定會照付飯錢。在她們的影響下，駐扎在附近的軍隊也幫助老百姓干了不少農活。戰(zhàn)地服務團同志們的這些革命活動，一直印在人民的心坎上。